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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阁导航大全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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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A股的发行方式经历几次改革,关键问题也是在定价。最早是询价制度,企业必须有盈利,通过企业盈利计算市盈率,监管部门窗口给出指导意见,新股发行长期不能高过30倍的市盈率。这一制度本身就是静态的价格管制,屏蔽市场交易可能带来的波动问题,也天然拒绝了成长型的企业。到了2009年,创业板推出之际,A股发行开始改革,基本允许自由交易,某种程度上A股“打新”成了无风险套利,于是IPO市盈率最高有过151倍的纪录。随着市场走势发生变化,过高的市盈率导致了IPO开始频频破发,A股本身的交易主体又是散户,证券监管机构需要对散户进行保护。这导致2013年IPO重启之后,监管部门不仅限制了新股首日涨跌幅,还通过价格剔除等手段,实际上为IPO市盈率划定了23倍的红线。审批制之下,新股供给少,市盈率又被管控,必然出现资金热捧,持续追击,这就有了IPO连板现象。这导致不仅打新成了无风险套利,炒新也成了无风险套利,这带来了更大的监管压力。

在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此种观点令人费解。吴小平认为,中国发展私有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公有经济的发展。可是,这个观点不仅不符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发展私营经济的一贯要求,也不符合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发展道路。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让主要是私营经济的各种非公有经济取得了与公有制经济并驾齐驱的地位。20年后,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明确了公私经济地位平等、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政策基调。凡此种种,私营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清晰的表述,这些重要的论述从来没有变更过。如此看来,所谓发展私营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观点,呈现了一种对基本史实研究不深入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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